曾早紅（右）和女兒看著相冊回憶以前的生活

曾早紅在創作繪畫作品

曾早紅創作的繪畫作品

曾早紅一家

曾早紅回憶年輕時的生活

一張張細膩的白描畫作在桌上鋪陳開來，牡丹含苞、蝴蝶振翅、蜜蜂輕繞。而執筆描繪這一切的，是一位80歲的老人曾早紅。

從1945年至2025年，曾早紅的80年，是一代人的風雨錄。她5歲上臺指揮全校師生大合唱，卻因“女子讀書無用”的偏見和洪災而輟學放牛；曾憑借實干成為婦聯主任、興修基礎水利設施的帶頭人，也經歷過掏煤灰、打零工維生的艱難歲月，最終在黃石這座城市扎下根。

她生于戰火年代，經歷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洪災和貧困，卻始終以不屈的堅韌和質樸的熱愛，對抗著歲月的磨礪。如今，她在歌聲、剪紙與畫筆之間，將生活過得如同她筆下的花朵——安靜而優美地綻放。

血色記憶和水患年代

1945年，曾早紅出生于湖北麻城閆河鎮。其父曾凡木生于1922年，是當地少有的讀書人，先后就讀于私塾和本地稱為“長學”的深造學塾，學識廣博。學成后，他接手了家中臨街鋪面維持生計。

那是戰火紛飛的年代。20世紀40年代，日軍鐵蹄踏入湖北，麻城一帶時局動蕩。曾早紅回憶，小時候曾聽母親說過，日軍飛機轟炸時，炸毀了閆河鎮的北城墻根，3名身穿白府綢褂纏著小腳的女人不幸遇難。“她們被發現時，3個人手扯著手，滿身是血，”她頓了頓，“其中一個還是孕婦。”

為躲避日軍，鎮上的女孩子都把柴火灶鍋底的黑灰抹在臉上，扮成男孩藏在家里。所幸日軍并未久留，“他們炸了一陣，就向西返回縣城，沒有闖進百姓家里。”曾早紅推測，閆河東邊是大河，十里外就是山區，“他們估計是對山區有顧忌，沒敢往東去。”

新中國成立后，人民生活迎來了新曙光。

1950年，曾早紅入讀由鎮上火陽廟改建的閆河小學。“那時候女孩子能上學的不多，我有幸讀了幾年書，沒成‘睜眼瞎’。”她回憶說，老師來自天南地北：有北方人、南下干部，也有出身資本家家庭卻投身革命的女性，為古鎮帶來新風。

這一年夏天，閆河鎮遭遇洪水，許多房屋被沖毀，包括曾早紅家在鎮南街的商鋪。“我家的鋪子就在南街，前對河、后有塘，洪水沖來，房子被完全沖倒沖走，家里什么都沒有了，連碗筷都沒有，過日子要從重新置辦碗筷開始。”曾早紅感慨道。

1952年，曾家被迫遷回祖籍涼亭村老家。父親本是讀書人，不善農事，家境愈發艱難。她喃喃道：“‘水打沙壓’，這是我小時候經常聽到的四個字。”

從赤腳挖藕到婦聯主任

“我在家是老大，被當男孩子用。”曾早紅苦笑著說。她的童年始終與饑餓相伴，平日挖野菜，冬天赤腳下到藕塘挖藕、捉甲魚，給一家人充饑。

回鄉后，因家境貧困，她常年赤腳走路。奶奶心疼，特意請木匠為她做了一雙木屐。六七歲時，她穿著笨重的木屐，跟著大人上山挖藥砍柴。稍大一些，她每天雞鳴起身，挑柴走三十里路到縣城販賣。

曾早紅曾有一件到腳踝的長褂，只有過年走親戚才舍得穿，拜完年便脫下收好，一直穿到衣服短至腰際。父親原本要她放牛貼補家用，后來老師發現她識字，便主動登門勸說，她才于1953年重返校園。在校期間，曾早紅成績優異、連跳兩級，還擔任班長，可父親仍認為“女子讀書無用”，四年級后她再度輟學。

盡管如此，她依舊沒有氣餒。“我要跟著毛主席走，搞生產、鬧革命。”她堅定地說，她要全身心投入到集體生產勞動中。她做事勤快麻利，跟大人們一樣挑草頭，照顧老人和哺乳婦女，這些都被全村人看在眼里。

1963年，社教工作隊進駐閆河。當時的陽新縣副縣長、老紅軍、南下干部李邦治被派到涼亭村蹲點。經李邦治推薦，曾早紅被選為閆河三大隊（涼亭村）婦聯主任和大隊管委會委員。

此后，她除了參與生產，還負責宣傳、調解矛盾、唱樣板戲，后又調往多個水利工地帶隊興修水利，任鐵姑娘隊隊長。每天起早貪黑，冬天河水刺骨，她總是第一個下河，帶頭發動大家。

1969年，曾早紅與同鎮的退伍軍人周松明結婚。同年，周松明被招工到黃石市礦務局工作，兩人婚后育有一女兩兒，生活平淡幸福。1980年后，曾早紅利用臨街房優勢和剪紙、扎花手藝，擺百貨攤、開手扎店，同時種菜養豬，撐起了整個家。

從礦工家屬到城市安居

1985年，為解決多數職工的夫妻兩地分居問題，黃石市礦務局落實國家“農轉非”政策，曾早紅和孩子們的戶口從麻城遷到黃石，一家人在位于大冶保安的黃石市礦務局沙田煤礦團聚。

那時的黃石市正處在工業發展的黃金時期，煤礦、鋼鐵等重工業支撐著這座城市的經濟命脈，無數工礦家庭在時代浪潮中尋找新的出路。

“我愛人在礦采煤區工作，礦里把婦女組織起來，派我當隊長，煤從井上倒下來，我們就去把煤往下扒。”曾早紅說。

1989年，因資源日漸枯竭，沙田煤礦面臨下馬，曾早紅一家搬至中窯醫院街居住，半年后又遷往聯合村，住在租房里，生活很不方便且艱難。

“礦里分流我愛人去秀山煤礦，他當時快50歲了，又不熟悉那邊情況，我們就沒讓他去，在市內到處打零工。”曾早紅說，全家就靠礦里每月發的80元生活費和零工收入過日子。“三個孩子都在上學，每天一睜眼就想，交租金的日子又快到了。”

為了維持生計，曾早紅早起賣菜、賣面窩，還在港務局碼頭賣面包。那一聲聲吆喝，承載著一家人的溫飽。艱難時期，她還做過清潔工，全家人一起扎花圈售賣以補貼家用。

盡管生活困頓，曾早紅從未放棄對子女教育的重視。1992年，大女兒周國英從財校畢業后進入金虹大廈工作。陸續地，大兒子上班，小兒子考上景德鎮陶瓷大學，老伴和她也相繼退休，每月有穩定的退休金，家庭經濟狀況逐漸好轉。

2001年，他們在聯合村半山腰買下一套90多平方米的私房。“雖然是私房，但畢竟是有‘家’了。”周國英說，勤勞的父母親還在房子后面開辟了一片菜園，種上瓜果蔬菜。每逢年節，父母親總是摘些蔬菜，讓兒女們帶回去嘗個新鮮，日子和菜園一樣熱鬧。

幸福生活像花兒一樣

孩子們都成家立業后，忙碌了大半輩子的曾早紅終于清閑下來，重拾兒時的愛好。

“我做小孩的時候，村里的婦女個個心靈手巧，我奶奶、母親、姑媽都是挑花繡朵的高手，能做雙面繡的花樣和腰帶。”她記得，在那個物資短缺卻充滿創造力的年代，老人們能用碎布條拼貼出精美的鞋面。

耳濡目染之下，曾早紅也繼承了這份匠心與巧思，將藝術融入日常生活。周國英回憶道：“媽媽擅長畫花樣，會剪紙，我小時候，經常有人送鞋墊來請她畫花樣。”雖然未曾受過專業訓練，但曾早紅的畫作充滿想象力。

“媽媽畫畫沒有臨摹畫冊，就是描繪內心的世界。隨筆走勢，她畫的蝴蝶姿態靈動，牡丹朵朵不同，每幅畫都不一樣。”周國英珍視母親的每一幅作品，笑著說：“我準備都給她裱起來。”

繪畫之外，曾早紅還特別鐘情剪紙，她告訴記者：“1990年，我弟結婚時沒錢裝修，我用紅紙剪了4只大蝴蝶，貼在房子天花板的四角，中間貼一個大大的雙喜字，親戚朋友都說很好看，很喜氣。”

這份與生俱來的藝術天賦，讓曾早紅在音樂領域同樣綻放光彩。她從小嗓音清亮、樂感強，5歲剛上學不久，就被學校培養唱歌和指揮。

“有一年六一兒童節，老師叫我領舞扭秧歌。”說著，她即興扭起腰來，哼著熟悉的節奏，仿佛重回童年舞臺。1953年，她榮獲閆河全區歌唱比賽第一名，獎品是3籮筐麻餅，全校師生一起分享了這份甜蜜。

說著，她又動情地哼唱起來：“我家的表叔數不清……”“洪湖水呀浪呀嘛浪打浪啊……”

80歲的曾早紅，歌聲依舊洪亮動人。沉浸在回憶中的她，眼神閃爍著青春的光彩，臉上的笑容如花兒般綻放。（記者　石教燈／統籌　萬泰然／文）

東楚快評

讓平凡生命綻放非凡芳華

■趙志宏

這篇關于八旬老人曾早紅的通訊，讀罷掩卷，縈繞于心的不僅是其八十載的人生風雨，更是一種跨越時代的磅礴力量。她的故事，是一首個人與家國同頻共振的史詩，更是對“何以幸福”這一時代之問最鏗鏘、最動人的回答。

曾早紅的人生軌跡，深深烙印著國家的記憶。從日寇對家園的蹂躪、戰火中的顛沛、洪災后的赤貧，到建設時期的揮灑汗水、改革開放后的奮起拼搏，她從未向命運低頭。“女子讀書無用”的偏見壓不垮她，生活的重擔磨不滅她。她用一種近乎本能的堅韌，將每一次磨難轉化為生命的養分。這種“不屈的堅韌”，正是中華民族歷經滄桑而生生不息的精神密碼，是無數普通中國人在時代浪潮中奮楫前行的真實寫照。

更為珍貴的是，她在與生活的較量中，始終守護著內心的詩意與熱愛。無論是青年時在水利工地上帶頭唱響樣板戲，還是晚年于窗前靜心描繪牡丹蝴蝶，藝術始終是她精神的棲息地。這份“質樸的熱愛”，讓她在物質極度匱乏的年代里，能用紅紙剪出喜慶的蝴蝶；讓她在生活困頓的歲月里，仍能保持歌聲的洪亮。她并非不食人間煙火，而是深諳“生活不止眼前的茍且”，用藝術將瑣碎日常升華為寧靜優美的綻放。

如今，我們身處一個機遇與壓力并存的時代，物質的豐富有時伴之以精神的焦慮。曾早紅的故事猶如一面鏡子，映照出生命的本質：幸福從來不是命運的饋贈，而是親手創造的成果。它源于在逆境中不改其志的“韌性”，源于在平凡中發現美、創造美的“熱愛”。這是一種“苔花如米小，也學牡丹開”的生命尊嚴。

曾早紅的“花樣”人生啟示我們，真正的芳華，不在于歲月的平靜與否，而在于我們以何種姿態去面對歲月。每個人都可以是自己人生的畫家和歌者，以堅韌為筆，以熱愛為墨，在時代的畫布上，繪就屬于自己的、獨一無二的精彩篇章。

這，或許正是每個平凡的我們最生動的時代注腳。